文／吳介民（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對中政策組召集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刊載於：https://reurl.cc/q5dejE
《時代革命》可能是我看過最沉重的電影。
第一次看這部紀錄片當天，俄羅斯大軍入侵烏克蘭。過去這幾週，烏克蘭、香港、台灣之間的關係一直縈繞在腦裡：香港人為台灣人示範反抗中共的新殖民國家機器；烏克蘭人啟示台灣人如何抵禦外來侵略。想念著影片中認識的朋友，還有無數上街頭勇武對抗極權警暴的年輕人，他們正面對一波接著一波的清算。
看《時代革命》之前，聽朋友說，都哭得一塌糊塗。那天我沒有流淚，只是咬著牙根看完，匆匆離開戲院，走在寒冷的街道上，胸膛緊繃，壓迫著呼吸（這身體反應持續了好幾天）。我們知道，在香港，如同在所有發生過革命，或民族自決解放的國度，「勇武」抵抗都不是突然之間發生的。「手足」這兩個字，未曾經過這種高強度抵抗和犧牲的人，甚至是沒有資格說出口。手足這個詞彙代表著一起出生入死，危急中相互扶持。抗爭者思考到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且願意付出代價，這是最高貴的一點。
「勇武比和理非更愛香港」
和理非和勇武，本來是兩條不同的運動路線。原本，香港的社會運動路線是以和理非作為主流，因為政治社會改革遲遲沒有突破，讓人開始反思抗議運動的效能感。當人們對和理非路線感覺無力、疲憊，對局勢失望、對政權愈來愈憤怒，最終在「反修例運動」（也就是反送中運動）中勇武成為主要抗爭手段。勇武路線，是經過十幾年的運動實踐、在多次路線鬥爭中誕生。在反送中之前的運動中，勇武者，甚至會被懷疑是「鬼」。鬼是指政權臥底的間諜，刻意激化運動。但是，我們在影片當中看到戴耀廷說：勇武甚至比我們更愛香港。這句話，從戴耀廷這位備受尊重的公民抗命運動領導人口中說出來，具有特殊的意義。
反送中運動達成的抗爭者的相互信任、團結，是香港未曾有過的精神高峰。我們看到，十幾歲的中學生和小學生，成群結隊上前線，承擔起哨兵、阻擋警察暴力、救援手足，當我們傾聽他們的聲音，就知道他們上前線的行動是「自主選擇」，不是「被迫參與」。他們出生入死，在街頭認識，傾聽對方，互相鼓舞士氣，他們是戰士，唯有上街頭成為戰士才配擁有「手足」的稱呼。手足的情感，是他們在和極權政府對抗過程中，冒著生命危險鍛鍊得來的經驗，使得他們可以立即懂得對方，在情感上給予無限的支持。
這份情感是「歷練過的鬥爭」（lived struggle），才成為他們共享的生命史。這段時間，我一直感受一股龐大精神力量籠罩，也被這股力量嚴格審視：我不曾有過跟香港手足一樣的生命體驗，卻在這裡談論革命和抵抗，讓我覺得心虛。我曾經年輕過的生命，不曾在抗爭現場，體驗過瀕死的的滋味。或許，我個人抗爭經驗不足與精神困窘，是整個世代經驗上的局限。但我們也不能容許自己掉落在自責的情緒中，大哭一場，然後繼續我們生活的日常。
手足到哪裡去了？
感動之餘，我們應該繼續關心：手足，到哪裡去了？創傷過後，鎮壓接著而來。他們躲藏、離散、逃亡。他們狀況如何？手足內部有階級差異，那些欠缺社會支援的抗爭者，他們如何治療運動傷痛，如何逃避政權秋後算賬，怎麼逃離香港，如何在流亡地生存。
我們知道：有一定數量的手足來到台灣，也有民間力量在救援，之後政府也擔負人道援助角色。台灣的確對手足伸出了援手，但目前還做得不夠。台灣沒有正式的政治庇護體制，沒有《難民法》，但這不是理由。《港澳條例》有條款可以引用，根據第十八條：「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事實上，政府就是根據這個條文給予香港手足緊急援助。《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送件須知》也規定：「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審查通過者」，可以辦理身分代碼HF177之居留證。居留一定期限後可以申請定居。但目前政府仍未啟用此居留申請渠道，導致部分手足在台打工生活，未來定居留台的前景不明。
手足居留權 前景不明
因此，我們要呼籲民進黨政府，盡快處理好手足居留和定居問題，不要讓他們受傷漂泊的心繼續懸宕在流亡不定之中。
《時代革命》讓我們明白：人們無能或不願真心協助手足，卻用堂皇的理由來交代，只為了換取心安。我們不要活在偽裝心安的世界中。政府在核發手足居留權的問題上若遭遇任何困難，應該開誠布公讓國民知情討論，尋求解方；否則應儘速依法給予居留身分。
最後，我想引用《麥田捕手》的一段話：不成熟的人，傾向為了某個理由高貴地犧牲；然而成熟的標記是，願意為了那同樣的理由，謙卑地活下來。針對今天的香港，我想說：年輕的勇武，已經為了高貴的理由（自由、認同、生存的尊嚴）犧牲過一輪。希望我們能夠共同努力下去：為了同樣高貴的理由，堅忍地活下來，持續抵抗與追求。
再一次感謝《時代革命》製作團隊，感謝導演，感謝香港勇武抗爭者帶給台灣人的啟示。香港加油，台灣也要加油。（改寫自3月9日春山出版社舉辦《時代革命》映後座談會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