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不屈：民主防衛、社會團結、經濟轉型與世代政治

經濟民主連合、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今日就「公民團體選後因應」舉行座談會，分析選後政治情勢，檢討公民投票制度缺失，經濟民主連合等團體成員並將籌畫成立《2020台灣公民陣線》，要為台灣進步本土路線「寫政綱」。

2018年台灣地方大選，保守勢力班師回「朝」，公投結果更產生人權倒退的疑慮，也模糊了能源轉型的進程。更令人憂心的，本土政權選後檢討，似乎流於瑣碎形式甚至有保守化的傾向。

我們認為問題的根本在於：本土政權在選舉中失去了方向，喪失了設定議題的能力，在重視候選人形象包裝的選舉文化下，民進黨不再提出願景，述說理想，擘劃實踐，與升斗小民一起圓夢。

主持人吳叡人教授表示：民主不能沉淪，這是政黨的責任，但也是每一個台灣人的公民責任。我們決定結合長期關心台灣民主政治的公民團體成員，近日籌畫成立《2020台灣公民陣線》，透過座談、出版、巡迴演講等方式，與社會各界及政黨對話，凝聚對台灣重大政治問題的階段性共識，為台灣進步本土路線「寫政綱」。

今天的座談會，我們拋出民主防衛、社會團結、經濟轉型與世代政治四大主軸，作為未來討論的起點。

民主防衛  ／賴中強（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

2016年1月蔡總統當選後首度接受媒體專訪時曾說：「堅持確保台灣人民對未來的選擇權，是新政府跟馬政府最大的不同」，蔡總統確實體認到台灣人民深深的憂慮，但在2016年底「政治談判強制高門檻公投」的戰場上，蔡總統退卻了。

台灣民主體制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國，中國憲法前言標舉「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中國涉台官員周志懷繼去年提出「三十年統一時間表」後，今年七月在「三台會」上進一步提出「十年內簽署和平協議」的時程表，中國的目標，就是先用「和平協議」、「軍事互信機制」等政治談判把台灣的未來綁進「一個中國／九二共識」的終極統一牢籠。中國的主張在台灣不乏唱和者，馬英九、洪秀柱、張亞中不論，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在今年10月23日立法院總質詢時竟也突兀地提出「推動兩岸和平協議」，而選後韓國瑜、盧秀燕更急於表態支持「九二共識／一個中國」，近日更傳言有統派人士打算利用公投法的低門檻，在2020年大選提出「應簽署和平協議」的公投提案。

面對如此嚴峻的情勢，貫徹「堅持確保台灣人民對未來的選擇權」，蔡政府有責任在本屆立法委員任內，完成防堵中國推動政治談判的「民主防衛機制」立法。前年，民進黨委員曾經提出公民投票法第十七條之一修正案「兩岸間之政治協議，應由總統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交付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並經公民投票通過後，始得進行協商。前項協商完成後之協議文本須經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同意，通過後，由立法院於十日內交付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經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半數通過後，始得換文生效」，以及318運動期間民間版監督條例草案：「涉及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安排兩岸階段性或終局性政治解決、劃定或分享疆界、決定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之代表或地位，以及其他可能影響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對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主權之各項協定，其締結計畫應由行政院提出及報告，並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未經同意所為之協商或簽署之協定，無效」，應該做更嚴謹之修訂後，推動完成立法。

中國利用民主國家的自由開放攻擊民主體制，已是國際間的共同課題，台灣必須走出形式化多元主義的迷思，參考德國基本法第18條防衛性民主之概念：「凡濫用言論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講學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書信、郵件與電訊秘密、財產權、或庇護權，以攻擊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者，應剝奪此等基本權利」，制定《中國來台投資條例》及其他立法，防堵中國利用其經濟優勢影響台灣民主體制。

社會團結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理事長）

永續民主和平等：台灣社會團結的永續路徑

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和公民投票結果，不僅讓社會意識到台灣民主與平等深化的艱難。其中，不同世代台灣人對於民主與經濟發展所表現出來認知差異，以及對於平等權期待的落差，更讓我們看見一個多元自主的台灣社會，需要一個包含「自由」與「平等」的社會團結意識，才能讓台灣往更公平正義的方向前進。無疑，民主是仍然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公約數，而未來如何透過更全面的社會對話，讓每一個公民能夠有更充份的民主充權，更能為自己自主的選擇負起責任。同時，也應堅定的啟動各項可以促進世代合作，而非惡化世代剝奪的改革，因為，「自由與平等只能在民主深化的前提下才能扎根滋長，而民主也只能在更充份的自由與平等社會團結原則之下得到實現」。

事實上，不只是台灣，近年來包括美國和歐洲許多所謂老牌民主國家也遭遇同樣的問題。在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發展停滯和經濟利益分配不均、就業趨不穩定、社會不平等擴大，以及青年失業率高漲等各種問題日益惡化之下，讓專制的民粹主義者和極端主義勢力獲得更大的決定權，不僅嚴重的威脅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體制，同時也可能破壞整個歐洲的社會穩定。然而，這樣的發展讓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陣營感到焦慮，紛紛檢討現行政治制度和民主體制，希望能夠提出一條實踐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新路徑，避免因這些有感的「民生困境」轉化成更為保守的政治力量，進而透過反移民、去社會團結等政治訴求侵蝕社會凝聚的根基。

在歐洲，面對這個來勢洶洶的考驗，一群歐盟議會中社會主義和民主政黨成員共同成立一個叫「進步社會」（Progressive Society）的聯盟，針對2019～2024年任期提出「永續平等」的目標綱領，針對政治、經濟現況發展新的進步性目標，任務旨在消除歐洲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並採取某些激進的政策與行動，一方面克服這些「確實有感」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則避免衍生民主體制嚴重的系統性風險，為專制民粹主義者和極端主義政黨提供強而力的政治支持。然而，要達到這個目標，除了政治改革之外，更有賴於和公民社會的密切合作，尤其是給年青人有更多參與決策的機會，才能結構性的克服這些問題的困境。

台灣，也正遭逢類似問題嚴峻的挑戰。2018年的這場選舉，提醒著我們必須要以更堅定的民主和平等深化決心，透過若干進步和有效的政策改革來加以疏解，並共同為建立一個可以永續平等、人人享有福祉，以及平衡與和平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的新台灣而努力。本文不擬也沒有能力對這次的選舉和公投結構進行政治經濟分析，而是借用歐洲「進步社會」的建議架構，擺放在若干台灣現存的問題上，並嘗試提出以社會團結為核心的解決途徑，同時，也希望能夠激起更充份的社會對話與結構，讓台灣繼續往我們所期待的方向，繼續前進。

幾點分析和建議，如下：

• 人民的再充權（Re-empowering people）

「人民再充權」（Re-empowering people）的首要任務，就是讓人民成為真正的「民主公民」（citizens in democracy），而不僅僅是一個單一身份的利益個體，例如勞工、雇主或消費者。尤其是隨著經濟權力和財富日益集中，以及維持「經濟民主」的力量被嚴重削弱（尤其是工會代表），使得維繫民主國家體制的政治制度變得更脆弱。而增強人民成為並實踐民主公民的權能，至少必須包含兩個層次的改革方向，其一是透過政治制度的改革，提升人民參與在「責性政治」中的權利和義務；其二是讓民眾有足夠力量能夠捍衛自己在職場和生活上的各項權利，以實踐民主的生活化。

無疑，前者主要是「政治民主」的範疇，而無論社會對這次選舉和公投結果的觀感為何，台灣的民主化歷經了數次的政黨輪替已具一定的成熟基礎，而未來如何透過教育及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讓每一個人在進行政治決定前都可以更充份的獲得和識讀資訊，實踐民主公民的基本義務。至於後者，則是「經濟民主」的範疇，如何有效的解決當前經濟生活中的被剝奪感，通過新的法律規定加強勞工參與公司的不同形式的決策，並加強集體談判的能力，讓勞工或工會擁有更大的發言權，以避免企業獨裁導致經濟利益分配不均。政府除應訂定「最低工資法」之外，透過各項企業民主制度的建立，讓勞工可以獲得應有的經濟果實，解決工作貧窮，也實踐公平經濟。

• 重塑資本主義（Re-shaping capitalism）

人民的再充權將有助於重塑一個國家扭曲的經濟體制，以重建一個「平等式資本主義」的目標。在公部門，政府應努力維持某些服務的公共性，而在私營部門，特別是針對所謂大公司，也應政策性的引導其將經濟、社會和環境永續性置於商業戰略的核心。但今天我們卻持續看到相反的情況，因為企業財富繼續集中，短期利潤超過其他所有的考慮因素，不僅只願意承擔極小化的企業社會義務（例如繳稅），更將成本輕易移轉到外部，最終由整個社會和環境來承擔，惡性循環的破壞了整體經營環境。

面對新科技的發展，人們也面臨著數位化、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技術加速發展帶來的革命性變革，而這些進步需要用於支援人類福祉，而不是讓它們成為勞動力市場中的犧牲者，甚至誘導更多的財富和收入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為了確保私營經濟活動更能考慮到營利以外的其他社會和環境因素，並有助於公平分配財富和收入，應盡可能培養其他形式的商業，使經濟更加多樣化，也更具公共性，企業不只是只關注短期問題和利潤最大化，而是更加負責任的面對公司營利活動的社會外部成本。

這一點在台灣的脈絡中更顯重要，2011年台灣勞工陣線揭示了「崩世代」的困境，其中就包括批判在新自由主義之外台灣財團化的種種惡果。然而，為數不少受僱於中、小企業的勞工，事實上也只能忍受薪資長時間停滯甚至於倒退的苦果。而為了讓這些企業生存，政府往往採取減法競爭模式，繼續承諾提供廉價勞動力等成本，進而導致貧窮問題的結構化。

因此，重塑經濟體系，以更平等的「公平經濟」取代原有的「血汗經濟」和「掠奪經濟」模式，就顯得格外的重要，而這不單單只是解決剝削的問題，更是提供一個良好經營環境的契機，讓台灣的經濟以「加法模式」良性發展。此外，永續性的公共採購也應成為一項規範，而政府也可以吸收部份「永續過渡」的成本，確保具永續能力的中小型企業得以生存並成功轉型。

• 實現社會正義（Achieving social justice）

然而，人民再充權和重塑經濟的政策和行動目標，必須與一系列針對貧窮，以及有效消弭性別、所得、財富、出身和居住地等而不平等的政策相結合，才能發揮具體的作用。在任何社會中，沒有人應該因其出身等任何因素而被犧牲，而社會也應體認如果不是每個人都擁有「尊嚴生活」（decent life）的機會，並享有永續的福祉，我們就不配算是一個富裕社會。因此，必須採取行動消除貧困，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近良好的工作和報酬、充分的性別平等，以及真正的社會流動。

在台灣，由於所得不均的問題讓更多人陷入生活困頓，除了透過更有效的經濟政策實踐經濟成果的直接分配之外，更應透過各項有助於「社會團結」的社會政策，提供人民「去商品化」的服務選項，而不是一再的減稅或發給現金律貼。以一個間接分配的機制，提供台灣實踐社會正義的空間，亦將有助於改善和解決貧窮化和少子女化的風險與衝擊。

• 創造社會生態進步（Generating social-ecological progress）

忽視社會和生態之間日益增長的挑戰，無法實現人民再充權、重塑經濟和實現人民的社會正義。相對於包容性發展（人與經濟相互作用）和綠色經濟（地球與經濟相互作用）更為重要，避免生態和產業經濟，以及就業等問題陷入永無止境的矛盾之中。面對這些問題，政策必須透過植根於正義和共同性的原則之上，尤其是在台灣「核能」公投過關，未來必牽動能源轉型的政治經結構，是台灣社會不得不思考的重要社會團結課題。

走在民主十字路口的台灣，在以上的「社會團結」的原則之下，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以下幾個問題：

• 如何以一個更公平的經濟，徹底取代讓台灣難以翻身的血汗經濟。

尤其是在嘗試解決工時問題之後，如何透過「最低工資法」和「產業民主」等具體政策，有效提高目前嚴重被壓低的工資，將是接下來政府的首要任務。建議提出「公平工資計劃」，透過全面性的對話，讓整個社會都能夠瞭解低薪問題不只影響了個人生活層面，同時也可能讓民主和平等深化受挫。

• 強化「社會團結」的政策改革。

在台灣，無論任何信仰差異為何，只要生病大家都會連結在「全民健保」的共同體中，相互扶持、相互依存。未來，如何透過更多元的社會團結機制，讓台灣人更能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將是接下來為政者必須要更嚴肅面對的問題。因此，牽涉近一千萬被保險人，岌岌可危的勞保財務危機讓如何解決？隨著人口老化等因素而增加需求的「長照體系」，又該如何滿足，以及避免讓勞工在遭遇危難，卻仍然要迷失在法律迷宮的「職災保險法」何時完成立法，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社會難題。

• 建立有機連結的經濟制度，減少因壟斷而導致分配不均問題惡化。

從台灣及各國的經驗觀察，因財富及所得過度集中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日益嚴重，進而回過頭來侵蝕民主體制，更讓新自由主義有機可趁的瓦解社會的有機連結。因此，如何強化「經濟民主」的經濟政策，透過分配與再分配的制度，以避免因分配不均而導致的社會不平等。

經濟轉型  ／吳啓禎（經濟民主連合經濟組召集人）

針對此次九合一選舉民進黨的大挫敗，許多外媒直指主因係因為民進黨執政無力解決低薪困境。事實上，民進黨從2014年底地方選舉告捷乃至2016全面執政，很大部分是拜太陽花運動之賜。而後者來自經濟層面的主要動能，一方面是國共合作所聲稱的和平紅利無法實現，同時馬政府所厲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向富人與財團利益傾斜，打壓基層人民生活，導致嚴重的分配不正義、居住不正義、環境不正義與農業邊緣化等惡果，因而帶來政黨輪替。

然而民進黨上台執政之後，在許多改革措施的背後，並沒有一個想要翻轉舊結構的價值核心與政策主軸，因而形成「只有輸家，沒有贏家」的最差施政情境。首先，蔡政府繼承一個國家角色已然遭致極度弱化的財政結構，加上自身的保守傾向，使得需要國家積極建構的公共體系面臨左支右絀、挖東牆補西牆的困局，缺乏整體圖像與未來願景。

其次，蔡政府執政至今，不僅未能突破由低薪過勞、過度依賴中國、與產業升級滯後等三面向所交織而成的舊經濟結構，甚至還繼續深陷在「拼投資」的過時觀念裡。用流行話語來說，「拼投資」與「慣老闆」是一體兩面，台灣勞工從經濟果實GDP分得的份額持續處於全球最低水準之列。分配不正義的低薪所帶來的，不僅是人才外流、少子化、階級分裂與政治力的強力反撲，還有內需經濟起不來與生產力低落等轉型難題。

世代政治  ／林秀幸（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所謂的進步價值，不意味著比較進步，而是屬於下一代努力要開創的價值體系。換言之，也就是世代政治中的屬於他們的政治理念和行動。台灣從黨外時期前輩們打拼出民主與自由的制度形式，然而亟待深化的社會權，經濟權，環境權等，就是下一代要實踐出的新政治。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2014太陽花運動會成為民進黨衝破選票成長臨界點的社會運動。同樣的，也讓無能回應新政治的民進黨在2018回到2014年之前的原點，甚至更低，接近2000年的得票率。

太陽花運動觸及的層面是全面性的：全球化下強權藉由市場和資金入侵，台灣青年掉落在社會邊緣的焦慮；期待國家，也就是共同體可以成為提供庇護，讓他們可以生活，發揮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好所在。因此，所有被認為的好的進步的價值，必須有共同體的支撐才得以實現。這也就是為什麼，世代政治不是斷裂的，她是對上一代努力的成果的進一步深化和延續。共同體的維護成為必要條件，這也是跨世代的共同基業。

上一代，從黨外，美麗島一路以來，創造了今日台灣的政治體制：民主、自由、人權，以及對主權的堅持。這些不是要被翻新，而是每一代人有其特有的時空脈絡，也有她們需要對話，回應的機制，因此成為新一代創造政治體制的動力。

我們可以嘗試盤點這個世代的政治命題：

• 經濟：包括經濟轉型，新的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勞動條件，如何可以達到經濟自主，公平分配。

• 環境：能源的使用和創新，包括能源的種類和施行方法。

• 國家的名位：新的世代置身在全球化時空，有他們的挑戰，也有比上一代更迫切更真實對「國家」地位的追求，在國際上被肯認的需要。

• 同婚：這是新世代對於共同體的「共感」的實踐，對於弱勢夥伴扶持的承諾，也是屬於他們這一代政治的情感基礎。

• 人權：包括司法改革、廢死、對國際移工的人道和友善、對居住權的創新思維。

• 教育：對於環境變遷的回應能力，根植在教育的改革，必須是解決問題的，想像力超越理解力的。

這些種種（也許我沒有列舉窮盡）都是當代的時空脈絡給予新世代的挑戰和需要回應之處。執政者不能只看到單一命題，單獨處理。而是，這些複數的命題必須被編織成一個新的政治體系，也可以說是新的意識形態的建構。只有他們被政治藝術地，巧妙地組合成一個新的願景和實踐體系，成為「一個」新政治的想像，才能喚起公民對政治的「相信」、「希望」和「信心」，政治才是真的在回應「時代」和「民眾」，並激發全民共同努力。

這不意味著對上一世代努力的成果的否定，而是延續，加進了新的元素，讓它具有對當代的意義性。這不僅是政治的創造性，也是每一代個體生命的發揮，激發共同體的創新能量和延續命脈的能力。我們可以說，無能回應當代事物的政治意味著死亡，或是共同體命脈的中斷，因此，世代的更替不是該不該，而是如何做。

執政者必須和新世代一起建構新政治的理性制度，也要能夠和他們「共感」新世代的政治情感。就好像前輩們對民主的追求伴隨著對於歷史文化的本土化的深掘。新世代的政治理念也有他們的情感基礎和美感來源：那是他們對共同體內夥伴的相互扶持，對於深化人權、社會權、經濟權、居住權等的追求。

 

選後政治情勢分析  ／蔡宏政（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經濟民主連合顧問）

我在先前各個場合說過，用商業做統戰，以商逼政這種軟刀子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讓台灣人公投，而投出共產黨要的結果。公投只是統戰成果驗收的儀式，當時候我以為我是在描述十幾、二十幾年後的事，想不到這個場景竟然來得如此之快。

不過這些日子以來，看過大家的檢討分析，我心中的圖像是這樣子。台灣在產業升級轉型的過程中，的確產生了許多薪資無法跟著升上去的人，這可以從經常性平均薪資，以及一般人領的22K之間的差距看得到。藍綠都無法解決這個分配正義的問題，或者說，他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都一樣，繼續習慣於低工資、高污染，依靠威權手段解決抗爭，這是許多人懷念的「奇蹟典範」，而我則把這些懷念的人稱為保守陣營，有些保守力量甚至於傾心中國的獨裁政權，想依賴這個獨裁政權繼續維持「奇蹟典範」。而這就是政黨輪替以來社會運動的主要動能。這個運動在反服貿運動裡面達到高峰，在這個運動裡面，大家以為環繞在國民黨周圍的保守力量已經被根除，對趁勢而起的民進黨政府則充滿高度期待，小黨與白色力量出現，公民團體則更高的速度前行。

但這次選舉讓我們比較清醒地看到，那些持有舊價值，把舊社會規範與生活習慣視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的人還是穩穩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而他們所使用的公投綁大選，以及網路社群媒體傳播，都是抄襲自民進黨與社運團體所開發出來的模式。所以保守團體可能不具創新性，但很會逆向工程做抄襲。他們同樣利用網路訊息的特性做聲量的增幅擴大，甚至於加入欺瞞的部分，達到動員效果。但平心而論，他們所捉住的分配正義這點，的確是台灣政府政策無能之處。

國民黨（與共產黨）將來可能做什麼？

國民黨作為一個威權的外來政權通過地方派系進行對在地社會的分化，國民黨在被推倒之後，現在則成為在地協作者，引進一個更大規模的外來威權體制。

這將會使得台灣的轉型正義更加困難，因為涉及「台灣人」跟「外來政權」的合作關係，台灣人還沒足夠的心理準備要去面對這種無根的、平庸的邪惡。

可預見的就是過去國民黨的那一套會以更大規模、更具壓迫性的方方面面出現在台灣。本來我還在想會有什麼可能的場景，結果也一樣，來得很快，還真是「中國速度」。選後喊政治零分的人馬上喊92共識，然後我們就看到吳寶春的「中國台灣」（現在又在去試郭家肉粽），中國政府就是要摧破你的台灣認同，因為台灣的集體認同，台灣共同體的團結才是台灣力量真正的來源，是中國最忌憚的核心。中國政府對這點認識得非常清楚，所以也特別重視這個意識形態作戰。

用什麼來摧破台灣共同體的團結呢？發大財！台灣認同與尊嚴是有價格的，跟其他商品沒兩樣。願意認同中國台灣的人可以來分潤祖國的財富，對台灣共同體進行一個一個的個別擊破。個人短期的利益傷害了集體長期的利益。如果是真實物質利益，那也就認了。但現在是「92麵包出得去，非洲豬瘟進得來，高雄大發虛擬財」，這個跟陸客觀光救經濟一樣，「割貓兒尾巴拌貓兒食」，將台灣的資源引入中國，然後用虛擬的宣傳鋪陳出一個中國是台灣救贖的唯一之路。這條路的終點就是台灣基本法，終審權在中國，給你多少自治權，你才擁有多少自由。所以在統一（台灣主權未到手）之前，台灣不管如何自我矮化，都不夠矮。但是他就是要台灣人拼命表態誰比較矮，現在就先表達矮化的人就有賞，這就是中華帝國入主邊陲之地的姿態！

如果說太陽花之前，共產黨政府還需要連戰這種買辦集團，現在他們的在地協作者就更直接多面性地進入台灣進行複式動員了，運用民主社會多元團體，少數可以翻轉多數的言論自由，整個公民社會都可以是他們的戰場！

民進黨應該做什麼？

戰場在公民社會已經展開，中國共產黨這種先鋒黨組織本來就擅長在各個公民社會領域建立其灘頭堡。民進黨應該要團結社會。這次敗選讓民進黨有個想法，是否改革進步的議題是票房毒藥，所以將來要保守化，不要再講什麼社會團結這種空話。我認為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我比較認同林佳龍市長的說法：「民進黨想做對的事，但沒把事情做對」。問題不在改革議題，是改革的方式出問題。

許多人，包括行政院長的檢討，都指出這次選舉中經濟問題是個重大因素。而年金改革就是催化許多選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年金改革就是一個願景錯置的改革方式。任何社會福利改革其最高目的都是社會團結。所以年金改的最高目標應該是所有國民退休後的經濟安全，不是財務均衡。

這次的改革以財務均衡為目標，而達成財務均衡的手段又是削減某個職業別的給付，到最後是加劇了台灣職業別保險制度的零碎化。同樣教師，中小學老師與大學教師有不同的給付與保費標準，大學教師又分公立跟私立，公立大學教師又有正教授與其他教授區別。「人分三色，食分五等」，這是強化社會分裂，而不是團結。

然後接下來還要根據這個財務均衡的原則來削減勞工退休金的給付嗎？依目前選舉的結果應該是不會做了，但如果不做，那我們的年金改革豈不是真的針對軍公教？而且依照前面財務平衡，非改不可否則破產的說法，勞保不改豈不是也要面臨破產的難題？但如果真的又根據財務均衡而降低給付的做法，那其實是把國民退休後的經濟安全推回去給國民自身，走向依賴市場薪資所得、自身儲蓄理財、養兒防老，也就是人民自求多福的路徑。請容我提醒大家，當初郝伯村擔任行政院長，他反對全民健保的理由就是「維持健康是國民自己的責任」。

我們的社會保險體系是低保費、高給付，是當初威權政府用來示惠的工具，本來就一定會有財務缺口，如果民進黨真心追求社會民主，就不應該是削減軍公教給付水準，而是把勞工給付水準提高到與軍公教看齊。隨之而來的財務缺口就一定是要用稅收來彌補。是的，年金就是社會財富重分配的問題，就是個階級問題，不是職業別的問題。這次選舉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底層人民對其經濟地位的不滿，對階級間分配正義的不滿。我想很快的，國民黨當選的地方首長也會面臨這個問題，這是依靠地方派系、陸客觀光、網紅粉絲都無法解決的問題。這是台灣過去避而不談，但現在開始所有政治人物都無法迴避的問題。

面對台灣目前極其複雜的國內、外政經連動，民進黨要把對的事情做對，那在領導力要有脫胎換骨的表現，在用人與政策規劃、幕僚與執行人員恐怕都要有全新的格局。

公民團體需要做什麼？

公民團體作為理念倡議團體，百分之一百貫策其理念，乃是邏輯一致與信仰真誠的表現。但作為政治行動而言，在民主政治就是數人頭政治，那就必須遵從票票等值的政治後果。因此公民團體如果不僅僅是期許自己成為理念信仰團體，而是能夠對促進社會團結產生一定的影響力，那麼其理念倡議如何通過有效的手段進行說服公眾，成為領導社會的主流價值，就是公民團體的核心要務。

在這樣的認知下，面對這次選舉的結果，公民團體內部要面臨幾個問題：

• 是否有共同核心價值，可以一起作為集體政治行動的基礎？

• 如果沒有辦法一次就達到自己的理想，是否可能有階段性的共同行動，而在這個階段性的共同行動，自己所堅持的理念可能不是第一優先的目標？

• 如果中國因素有可能讓自由民主體制不在，因此公民團體的理念倡議空間也無法存在，那麼所謂的第一優先目標是否先以設立反併吞的民主防衛機制呢？